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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不知道的基金黑幕 

  最推荐的不是主动型基金,而是指数基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买主动型基金,说到底是买基金经理的眼光,是拼人,而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人性往往是最不可靠的​‍‌‍​‍‌‍‌‍​‍​‍‌‍​‍‌‍​‍​‍‌‍​‍‌​‍​‍​‍‌‍​‍​‍​‍‌‍‌‍‌‍‌‍​‍‌‍​‍​​‍​‍​‍​‍​‍​‍​‍‌‍​‍‌‍​‍‌‍‌‍‌‍​。

铁打的基金,流水的掌门人

  前面提到了华夏大盘精选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了主动型基金的业绩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连如日中天的王牌基金也有日薄西山的一天。每年排在TOP 10的最牛基金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风水年年轮流转,哪能常风光。“公募一哥”王亚伟为什么会离开华夏基金自己开私募基金呢?因为在公募基金当基金经理赚钱远不如自己开私募基金来得快。

  所以过去这些年,公募基金行业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一流的基金经理大多不满足于公募基金开出的百万年薪,都转行去做私募基金了,一年赚个几千万元司空见惯;而那些水平一般,知道自己出去单干很可能还不如在公募基金里混日子的二三流基金经理,往往更倾向于长期留在这里。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问题还不止于此。过去这些年,公募基金的规模一直在快速膨胀,对专业基金管理人才的需求非常大,但优秀的基金经理既需要一定的天赋,更需要长时间的市场磨炼,没办法速成。可市场竞争那么激烈,基金公司又要赚钱,所以往往只能赶鸭子上架,90后毛头小子也被赶上了基金经理的位置。这就是中国当前公募基金行业的整体状况。虽然肯定还有一些一流基金经理操盘的一流基金存在,但从总体上看,比例恐怕不会很高。

  上面这些还是能讨论的,但有些基金经理做的事不仅不适合在书中讨论,甚至还触犯了法律。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2013年以来,中国掀起了一波持续高压反腐的巨大浪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证监会也启动了持续的重手“打老鼠”的行动。

  什么叫作“打老鼠”?其实指的是打击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全世界的证券基金从业人员都不可以自己开户炒股,因为基金经理是业内人士,和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巨大的信息优势,如果他们一边在帮成百上千的基民炒股,一边又偷偷用个人账户炒股票,并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性赚客户的钱,股市不就成了私人的提款机了吗?

  比如基金经理看好某只股票,在它还没涨起来之前,用自己的账户先大量买入,潜伏起来,随后用自己操盘的基金大举买入这只股票,股价自然就涨上去了,然后先把自己账户里的股票抛掉赚钱,让基民的血汗钱顶在杠头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就像偷吃公家粮食的老鼠一样,可恶又可恨,所以叫“老鼠仓”。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的“老鼠仓”现象由来已久,甚至一度成了全行业只做不说的公开的秘密。而且由于长期监管缺位,不仅是基金经理可能涉嫌操作“老鼠仓”,连基金助理甚至行业研究员以及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相关利益人也可能会搞“老鼠仓”。正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一线大牌基金公司还是不知名的小基金公司,手脚干净的恐怕不多。

  2007年,上投摩根的唐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老鼠仓”问题被证监会处罚的基金经理。而2013年“打鼠行动”全面启动以来,证监会先后查处了几十起“老鼠仓”事件。从2014年开始,公募基金经理掀起了一轮离职潮,潜台词很明显:现在政府监管那么严,不能再做“老鼠仓”赚钱了,我还留在公募基金干什么呢?

  为了让大家更生动地理解基金经理都是怎么做“老鼠仓”的,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

  第一个例子的主人公叫郑拓。这人在2007年加盟交银施罗德后一直担任交银稳健基金的基金经理,这只基金当时还获得了晨星两年期和三年期5星基金评级。

  2008年,郑拓和老婆协议离婚,第二年就开始用他老婆的妹妹和嫂子的账户做“老鼠仓”。他十分狡猾,先用假离婚来撇清两人的亲属和财务关系,再用老婆娘家人的账户来做“老鼠仓”。

  最后证监会查出来,郑拓靠“老鼠仓”赚了1200多万元,他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他老婆和他小姨子作为从犯也一起被判刑了。

  第二个人叫马乐。在2011-2013年担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期间,马乐大搞老鼠仓,成交金额达10亿多元,获利近亿元。而他玩“老鼠仓”的技巧比郑拓更高超。

  马乐当时买了十几张不记名的手机SIM卡,用电话下单,每隔几个月就把电话卡扔掉,而且他操作的股票账户完全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可能是某个山沟沟里的老农为了赚10元钱,就把身份证借给他开户了。而且马乐和别人签署合作合同用的也是假名。为了不留下蛛丝马迹,他平时连QQ甚至微信都不用。

  而最后东窗事发不是因为证监会侦查水平高,而是因为博时基金的公司内斗中他站错队了,得罪人了,被公司内部的人给检举揭发了。

  最搞笑的是,“马乐案”当时是中国有史以来“老鼠仓”交易金额最大、获利最多的一起案件,深圳市中院的一审判决居然是“判三缓五”。深圳市检察院认为判得太轻了,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结果二审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结果广东省检察院也不认可,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要知道,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次在经济犯罪领域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最后,最高人民法院院终审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