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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泡沫的罪魁祸首——政府导致危机是个伪命题

  一味地将投机泡沫和由此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都归责于政府显然是不合适的。纵是没有政府的存在和影响,投机泡沫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同样会出现。

  政府导致危机是个伪命题

  就美国房地产泡沫——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大泡沫——的破灭及由此而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8发表了他的看法。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那场泡沫和由此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他认为:“这场危机的确到了我们应该质疑过去几十年以来盛行的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的时候了。现在的确到了该检讨我们自己、检讨我们的过去,甚至于改变自己的时候了。”关于这点,我完全认同,这点也在我的《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里有所探讨,在本书接下来的其他章节里也将再次谈到这个问题。

  但他的这一观点许小年教授显然是不能认同的。许教授在阅读了陆总理的此篇大作后,愤然写道:

  陆克文先生不仅自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自由主义”妖魔,而且断言它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这场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前后,为稳定资本市场而多次大幅减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格林斯潘期权”。在“9·11”之后,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低的1%,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公司和家庭的借贷,在格林斯潘任职的18年中,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而家庭的储蓄率则不断下降,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平均8%,下降到格林斯潘离职时的0左右。信贷的泛滥造就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在次级按揭的推动下,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然而借钱买来的景气无法持续,泡沫破灭之时,金融机构少得可怜的自有资本瞬间被巨大的投资损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储蓄根本无法缓冲房价暴跌对家庭财务的打击,除了破产,借债成瘾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再无其他出路。

  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先有次级按揭,然后才有债务抵押债券之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先有美联储的低利率,然后才有次级按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政府失灵加市场失灵,两类失灵绝不可并列,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为源,后者为流。

  陆克文总理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指鹿为马,将格林斯潘定性为“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信奉市场至上,他们的失败就是市场的失败,一个明确无误的政府失灵就这样变成了市场失灵。陆先生要么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缺乏了解,要么就是有意误导他的读者。

  一言以蔽之,许小年的观点就是,2002—2006年美国房地产泡沫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根本就是政府造的孽。华侨大学的李拉亚教授显然持有与许小年相近的观点,他在一篇文章中也认为:

  美联储自2000年高科技股票泡沫破裂后,连续多年采取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泡沫。这导致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螺旋上升。低利率刺激了居民的购房需求,而对购房的贷款政策又很宽松(一般首付20%),造成了市场上对房地产的强劲需求,直接推高了房地产价值。房地产价值的不断增值,导致了居民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拥有多套住房长期出租)和投机性需求(不是为了长期投资而是短期套利),也促使银行进一步放松贷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向低收入或低信誉购房者贷款,形成次级贷款。次级房贷的利率虽要高于优惠级房贷2%至3%,但次级贷款可以零首付。银行知道这隐藏着道德风险,但银行认为,反正房地产价值不断上升,即使次级购房者付不起房贷利息也不要紧,购房者可以卖掉房子,返还银行贷款,大不了银行收回房子再卖出。由此,房地产泡沫得以形成。

  事实上,不独今天,早在19世纪,人们对金融泡沫和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的解释、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都如今天我们的许小年、李拉亚一样,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的错误政策:不负责任地滥发货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等。

  陆克文在他的文章里虽然一直强调,应该极力反对激进主义的极端态度,但事实却是,他正走向一个极端而不自知的反方向。为此,许小年教授认定,陆克文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文章是在误导他的读者,那么,同样的嫌疑也应落在许小年身上。许小年认为陆克文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缺乏了解,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尽管许小年们的观点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但这种观点代表了金融泡沫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

  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早在19世纪,人们也经常性地将金融泡沫及由其引发的金融危机归因为政府的错误政策。但法国学者兼医生克莱门特·朱格拉(Clèment Juglar)并不这样认为,朱格拉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歉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朱格拉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金融史上非常著名的“郁金香热”这一实证案例的有力支持。

  据说,郁金香的花名源自土耳其语,意为“螺旋贝”,16世纪中叶才传入西欧。而在那个时候,郁金香在君士坦丁堡已经风靡很久了。当时荷兰人崇洋媚外的国民心理,以及文人和学者们的生花妙笔,对郁金香在荷兰的流行乃至成为时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贝克·曼(Beike Man)对郁金香就不乏溢美之词:“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植物能像郁金香那样美丽多彩,超凡脱俗。”

  正是在文人们的推崇下,郁金香的名声在荷兰逐年提高。到1634年时,人们对郁金香的狂热程度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的人们甚至认为,一个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如果不是郁金香的爱好者或收藏者,就说明他的趣味是低级的。那时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安吉利斯和利普西尤斯,也都热衷于收藏郁金香。而中产阶级则对郁金香有着更为强烈的占有欲,无论是大商人还是小店主,甚至是经济状况一般的人,为了互相攀比,为了拥有更多郁金香的珍奇品种,也会不惜重金去抢购。

  1634年,荷兰人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对这种花的占有上,甚至因此连国家普遍存在的人口问题和工业问题都置之不理。在那个时候,就连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来做郁金香生意。郁金香贸易越来越火,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到了1635年,很多人甚至愿意花10万弗洛林9的高价去买40株花。也就是说,每株花等于2500弗洛林。

  那么,这2500弗洛林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有一位名叫蒙丁的作家,写了一本厚达千页的书来描写人们对郁金香的疯狂追逐。这位用功的作家对这2500弗洛林所拥有的购买力,列了一份清单。在当时,这2500弗洛林=2拉斯特小麦(448弗洛林)+4拉斯特黑麦(558弗洛林)+4头肥牛(480弗洛林)+8头猪(240弗洛林)+12只羊(120弗洛林)+2桶果酒(70弗洛林)+4桶啤酒(32弗洛林)+2桶黄油(192弗洛林)+1000磅奶酪(120弗洛林)+1张大床(100弗洛林)+1套衣服(80弗洛林)+1只银酒杯(60弗洛林)。

  很多外国人也在郁金香价格被炒到最高的时候,在利益的驱使下赶往荷兰,加入到对郁金香的疯狂追逐中。在当局看来,这次郁金香投机表现的是一种明显的不安全的金融投机活动。在这次投机活动中,正当的生意活动突然堕落为一种异乎寻常的赌博活动,这把荷兰共和国10的统治者们吓坏了。

  沙玛(Schama)在他关于荷兰的黄金时代的历史书中,讨论了导致17世纪荷兰经济成功发展的动力问题。当时的共和国执政官一直试图在经济活动的“安全”与“不安全”区域寻找一种平衡,因为他们知道,持续稳定的经济安宁依赖于安全可靠的企业,而经济增长则有赖于一种从事新的冒险投机事业的意愿。

  在共和国的统治阶级看来,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安全区域就是诸如海上保险、维塞尔银行(Wissel Bank)及通过波罗的海进行的商品贸易,因为荷兰有效地垄断了这些贸易。虽然,他们为了谋取经济增长,也允许冒险投机,但他们却清醒地认识到,投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致命的区域。为了有效隔离这种风险对本土的冲击,荷兰人将冒险的投机——向东方和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及垄断东方、美洲贸易——都放在了那些距离本土颇为遥远的地方。

  也正是基于“投机仍然是经济活动中致命的区域”这一认识,当时的共和国执政当局加强了对本土投机行为的监管。事实上早于1610年,荷兰政府就出台了一条法令,明确禁止“买空卖空”或“空头交易”。荷兰政府一直将期货交易看作赌博,因而一再颁布这条法令,而且随着荷兰于1621年恢复与西班牙的战争,这条法令得到延续,1630年又再次颁布了这条法令。

  更重要的是,从大量的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的执政当局曾出台过任何有助于泡沫形成的经济刺激政策。事实上,除了始终在重申禁止“买空卖空”或“空头交易”,强调“投机是经济活动中致命的区域”之外,政府在经济领域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

  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当郁金香泡沫越吹越大时,共和国的执政者们仍然拒绝直接干预,虽然他们认为这是金钱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下作乱。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态,是因为人们早已将所有用来规范大家采取道德的和冷静的商业行为的规章制度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了防止泡沫失控,除了再次颁布禁止“买空卖空”的法令外,更是于1634年掀起了一场反对这类投机行为的宣传运动,旨在从道义上对投机者予以劝诫。沙玛是这样来描述这场运动的:

  荷兰的市镇地方长官认为,当务之急是制止大众迷醉于对郁金香的疯狂投机,而股票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是次要的事情……于是,他们觉得不得不发动一场启发式的宣传攻势,通过散发传单、道德上的说教和印刷品来反对那些愚蠢行为,因为这些愚蠢行为的特别不道德之处就是把普通大众引入歧途。这次郁金香狂热亵渎了他们所有最神圣的信条:诚实、节俭、谨慎、在付出与得到报酬之间的正当理由和相关性。这次宣传热潮的目的是把投机倾向引入经济活动的安全区域。毫不奇怪,这些安全区域与由统治者阶层控制的区域一致。在这场反击运动期间出版了无数反投机思想的小册子11。

  也就是说,整个郁金香泡沫根本就是自我生成、自我演化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政府的影子。如果麦基仍然活着,我想他一定会支持我的这一观点的。原因是,这位英国历史学者在其著名的《大癫狂》12一书的前两章里,谈到历史上与郁金香热齐名的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时,对当时的法国与英国的政府和政客着墨甚多、大加嘲讽,从他的描述可见,这两场泡沫根本就是一场政府为达到减债目的而人造的泡沫。而他于该书的第三章提到郁金香泡沫时,我们几乎见不到荷兰政府及政客的影子。甚至当郁金香泡沫破灭,荷兰各地的商人召开大会,一致要求荷兰政府出面解决危机时,荷兰政府最初仍然“拒绝插手,只是建议商人们自行解决问题”13。事件最后转交海牙市议会处理,但议会给出的回复是“在没有更多资料之前,不能作出决议”14。也就是说,荷兰共和国的执政当局,到此时仍然秉持其一贯坚持的自由放任的态度。

  从这里我们可见,一味地将投机泡沫和由此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都归责于政府显然是不合适的。纵使没有政府的存在和影响,投机泡沫及由此带来的金融危机同样会出现。事实上,早于朱格拉之前,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Von Engels)就曾明确提出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其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15。

  但显然陆克文并不会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位前总理的逻辑来看,荷兰郁金香泡沫和之后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荷兰采取了一种自由放任的政策,也就是他文章中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在这篇令许小年大为光火的文章里,他这样写道:“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从其字面意义理解,他似乎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只要我们摈弃了自由放任、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而走上他所认为的国家干预之路、大政府主义之路,那么荷兰郁金香式的泡沫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这会是事实吗?我是深表怀疑的。